编者按：上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各类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混淆大众视听，干扰疫情防控大局。法治网舆情中心选取有代表性的82例高热涉疫网络谣言作为例证，从事件类型、传播渠道、传播类型、辟谣主体四方面对谣言特征进行分析，解析涉疫谣言传播特征，提出治理建议，以期为有关部门提升工作效果提供参考借鉴。

一、上海涉疫网络谣言基本特征

1. 谣言类型多样 危害类谣言占比最高

图1：谣言事件类型 （单位：%）

根据网络谣言涉及内容及影响的不同，上海涉疫谣言主要分为疫情的危害、管控、现状、物资管理以及传播五种类型。其中，危害类谣言比重最高，达到26.8%，主要指疫情本身或者防疫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如“静安区58岁独居男子饿死家中”“梅陇七村孕妇早产求助未果致死”“虹口区卫健委干部钱文雄及其妻子自尽”等谣言。管控类谣言占比23.2%，主要涉及防疫及管控相关措施，如“上海马上封城7天”“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等谣言，对公众日常生活和出行造成影响，关注度较高。位居第三位的是现状类谣言，多与确诊人数有关，如“黄浦一养老院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杨浦区幼小初学生检测出确诊病例”等，多指向人员密集区域或流动性大的行业，制造出疫情形势严峻的假象。物资管理类谣言涉及抗疫物资接收、发放、登记等管理工作，如“原浦东新区北蔡镇领导倒卖保供物资”“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给市政协家属院发放进口物资”等，呈现出故意挑起地域冲突、干群冲突的迹象。传播类谣言占比14.6%，主要涉及编造故意传播病毒、物传人等情节，如“有‘卧底’在楼宇里‘播毒’”谣言。

2. 杜撰捏造类谣最多 张冠李戴类谣言真假难辨

图2：谣言编造手法 （单位：条）

在谣言编造手法上，超五成谣言系“杜撰捏造”，如“老人在家中饿死”“居委倒卖捐赠物资”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多为无中生有，目的是收割流量或吸引关注。“张冠李戴”类造谣手法在视频类谣言中较为普遍，即造谣者将过去或他地发生的事情掐头去尾，通过视频拼接、字幕加工等方式改头换面后，制造事件发生在上海的假象，如网传视频“‘大白’封闭外滩广场”系拼凑自3月初“深圳福田区防疫工作人员齐喊口号出发”的视频画面。近两成谣言是“以讹传讹”式谣言，即在传播过程中“添油加醋”制造轰动效应，如“浦东新区唐镇有超市老板确诊”一事从“唐镇27日超市抢货，老板确诊但检测报告滞后”到“超市老板确诊还营业，传播给了360多个人”，不同版本一再变化，导致确诊病例遭人恶意揣测“传毒”而被网暴。“核酸检测采样时用的棉签有毒”等貌似善意提醒，实则为虚假信息，增加了谣言的迷惑性。部分提醒类谣言还呈现“反复出现反复辟谣”特征，如“半夜中心市区要高空作业消毒”这一说法在全国多地均引起传播。

3. 社交平台成为涉疫谣言“培养皿”

图3：谣言来源渠道 （单位：%）

从来源来看，约八成谣言来源于微信平台，主要通过聊天群、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扩散，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为传播主阵地。这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圈具有私密性、封闭性、集聚性等特质，熟人关系链传播的私密性，使得信息生产、转发的过程难以被追踪，同时谣言可信度和转发量却大大增加，进而实现跨群、跨平台传播。如“青浦一‘大白’被推下29楼身亡”“有人因接触叮咚买菜的商品感染新冠”等谣言均冒用“亲戚”“朋友”“同事”等“亲密关系”身份，并附视频和图片为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谣言在跨圈群传播中演化为不同的版本，增加谣言烈度，如与“我妹妹的朋友因女儿生病而自杀”的造谣对话记录被添加一段视频后，成为新的谣言“小孩高烧不退，医院未及时救治致人死亡，母亲自杀”。此外，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络谣言新的“策源地”，短视频拥有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增加了谣言的说服力，常常误导公众信以为真。

4. 政府部门、辟谣平台是主要辟谣主体

图4：辟谣主体 （单位：%）

从辟谣主体来看，官方是主要辟谣主体，公安、消防、疾控、宣传等部门均参与其中，多是通过官微和官网辟谣。分析发现，公安部门介入案件，迅速锁定造谣者并进行行政处罚、立案侦查等处置，积极通过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辟谣平台发挥积极作用，占比28%，微博账号“@上海辟谣平台”、“上海网络辟谣”公众号是主力辟谣平台，该平台由上海市网信办与解放日报社联合打造，将散布的各种谣言进行集纳，并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对个人提出的疑问进行求证和解答，有益于培养公众对谣言的免疫力。媒体方面主要以上观新闻、澎湃新闻、东方网等上海本地媒体为主。一些谣言由直接涉事主体出面回应，如光明乳业、盒马等发布声明称“全市光明鲜奶停止供应”“杨浦新江湾盒马店76人中40多人阳性”等信息不实。

二、上海涉疫网络谣言传播特点解析

分析发现，关于上海疫情的网络谣言在内容和传播方面，表现出以下两点突出特征。

1. 搭蹭热点事件以便挑动情绪收割流量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工作，但以疫情防控为由延误救治患者、扑杀宠物、“硬隔离”等争议性做法仍在一些地方不断上演，导致公众愤懑情绪加剧，个别事件掀起超高的曝光量和讨论热度，给公众留下十分负面的印象，部分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有不满意见的人甚至以此类事例为反对依据，更是增加了相关舆情的敏感性。有造谣者充分把握了这一舆论心理，借助热点事件的话题性和敏感性，通过捏造相似情节而恶意挑起舆论愤怒情绪，以此收割流量或聚拢网络关注度。因此，一旦防疫重点区域曝出类似网络信息，舆论场上就会出现“谣言肆虐”的场景：一方面，部分网民会因为有类似案例发生，而先入为主地相信谣言为真；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区域群众基于自身权益受损的忧虑，也会加入传谣行列，助长谣言扩散。

2. 重点紧随疫情发展和社会心理而变化

涉疫谣言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公众情绪和需求的变化。疫情暴发前期，有关确诊病例的现状类及管控类谣言占据主导地位。如上海部分小区已封控，每日不断增加的病例数据加剧了市民恐惧心理，使得许多人对“封城封区”“建隔离墙”“新增大量‘阳性’”等谣言深信不疑，谣言的散播进一步点燃群体情绪，上演“抢购热潮”，增大社会失序风险。当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后，一些地区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群众生活保障不到位，社交平台不但出现大量求医问药的求助帖，有人“饿死”“自杀”“倒卖物资”等涉疫危害类和物资管理类谣言趁机传播，混淆视听，使得公众对防控措施产生抵触情绪。而疫情形势好转后，关于“某某小区解封”等生活秩序恢复的谣言开始出现，契合群众因长时间封控隔离而渴望自由的心态，容易诱发居民对防疫工作的抵触，进而增加防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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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阅读请参见《政法舆情》2022年第16期）

来源：《政法舆情》2022年第16期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舆情分析师 张娇

编辑：彭晓月 李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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